摘要: 密码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关涉国家安全和个人信息权利，也关系到新一轮信息化建设的底层技术架构。
举例来说，在我国，法律就真的可以根据《行政处罚法》设定各种类型的处罚吗（例如可否增设影响公民言论自由、人格尊严等的处罚）？与这个问题类似，除了不得限制人身自由外，行政法规设定新的行政处罚种类还存在其他约束吗？地方性法规不能设定的处罚种类仅限于限制人身自由和吊销营业执照吗？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设定诸如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责令停产停业、限制从业的处罚是否应有其他条件限制（如能否设定终身禁入或长期限制生产经营的处罚）?[5]规章作为行政机关制定的规则为何可以设定警告、通报批评和罚款的处罚？《行政处罚法》可以授权规章将相对人的名誉、财产作为惩戒的对象吗？[6]针对新出现的利益，如个人信息权，各种法源文件都可以将其列为惩戒的对象吗？另一方面，《行政处罚法》第9条将处罚措施种类创设权限制于法律和行政法规，但地方性法规、规章甚至规章以外的规范性文件难道就不能增加新的处罚类型吗？实践中，有行政规范性文件规定对存在失信行为的主体适当增加未来检查的频次。另外，当行政机关将法规范外的利益作为惩戒对象时，相对人虽然对被剥夺的法规范外的利益没有直接请求恢复原状的权利，但对具体惩戒行为给自己带来的负面评价或不公平对待却应有争议的资格。
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设定（选用）诸如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责令停产停业、限制从业等处罚措施时，需要首先判断相关生产、营业、从业许可的创设规范。而在死刑或无期徒刑中，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仅是附随效果，并非处罚本身。这可以有效降低处罚的总强度。[37]参见王锴：论法律保留与基本权利限制的关系——以《刑法》第54条的剥夺政治权利为例，《师大法学》2017年第2辑，第88页。而遭受损失即意味着利益被剥夺。
但在同位保留原则之下，它可能构成对其它设定权，特别是措施选用权的限制。[50]个人信息权的重要性已得到理论和实务界的公认，应当被归入宪法上的利益。第四，无论诚信诚实守信还是信赖保护合法预期，有关判案要么判决责令履行、撤销、变更，要么判决赔偿、补偿、采取补救措施。
[134]官方文件之所以采用诚实守信，是因为可以与人们熟悉的民法诚信原则相承接，便于人们理解与接受。在其他更为广泛的行政关系上，诚信诚实守信的应用也不乏其例。[101] 信赖保护无处不在，包括，第一，相对人基于对行政权力行使的信任而实施的行为，会产生信赖保护问题。（一）政府诚信，分为具体要求和推进手段，①具体要求包括：第一，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行政机关不得撤销、变更已经生效的行政决定。
不论是将信赖利益保护作为诚实信用原则的基本要求，还是将二者等同起来，都是不太妥当的。这些判决方式实际上实现了对当事人信赖利益的实体性保护、赔偿性（补偿）保护。
就这方面规范的完备与实用而言，是诚实信用、信赖保护之所短，合法预期之所长。《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2004年）关于诚实守信要求之中包含了上述第8条内容，且不限于行政许可，而是适用于所有的行政决定。否则，会冲乱层次分明、和谐有序的行政法基本原则体系。[34] 在本文看来，从行政行为效力理论看，传统上就有行政行为的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非因法定事由，经由法定机关和法定程序，也不允许随意撤销、变更已生效的行政行为。
第三，行政政策、长期固定实践、行政惯例、行政指导、行政规划让相对人产生了对行政机关未来行为的预期和信赖，并依此安排自己的生产、生活。对于机构越权的决定或表示，法院一贯坚持其不能作为正当期待的基础。在上述立法、规范性文件中，没有看到合法预期，为数不多的文件中出现合理预期，却不是对政府而言，而是对市场、对经济的合理预期。第一，如前所述，法律的溯及力、法不溯及既往是宪法和立法上的信赖保护，有关法规范已高度成熟，信赖保护隐退为随附理由，可有可无。
当然也可以继续沿用官方文件上的诚实守信政府诚信。究竟采用哪种保护，取决于对公益与私益的衡量结果。
[71]三是利益保护，要有利于当事人，保护公民对行政行为正当合理的信赖利益。[30] 其实，在德国公法范围内，信赖保护原则主要适用于三个领域：其一为法律的溯及力，信赖保护体现在法律的变更与废止不应真正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上。
然而，学术研究却是另一番景象。[65] 国务院发布《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国发〔2014〕21号），标志着诚信政府建设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其中，对政务诚信提出具体要求。[93] 但是，对于行政协议、行政允诺、行政承诺，却不因其存有瑕疵，就轻易否定其合法性、有效性。利益衡量的目的，是权衡要不要撤销违法的给付决定。[3] 至于适用的基础，行政法上历来就有借用民法原则、私法公法共享原则两种解释。反而是等同说更切合实际。
第二，在政府采购、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招标投标、招商引资、债务融资、街道和乡镇政务诚信等领域，对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和签订的各类合同要认真履约和兑现。[138]其中的推理大致是，《行政许可法》（2003年）第8条规定了信赖保护。
第二，道德说教、理念灌输是必要的，但有时却空洞、苍白无力，行政裁判在这个意义上的引用也是口号式的，在判决书上几乎是一笔带过，没有规范分析的价值。如果行政协议、行政允诺、行政承诺是有效的，不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有关强制性规定，不存在重大误解或违背一方真实意思的情形，相对人没有过失，那么，行政机关就应当履约践诺。
但是，即便如此谨慎的限缩，信赖保护在欧洲依然不被看好，几乎是毫无价值的。[109]其次，正当利益是信赖保护原则的基础和前提。
合法预期是为了在当事人利益受到损害，却不能基于侵犯其法律权利而请求救济，而向其提供救济。包括，合法有效的行政行为能够产生合法预期的保护。[132]在针对行政机关提出的要求方面，‘诚实信用愈发与‘信赖保护相连。诚实信用仅赋予行政机关善意、诚实、守信、信任等义务。
信赖保护源自法的安定性原则和行政行为的效力制度，而不是诚实信用。（一）源起于诚实信用 且不说民国行政法教科书早有涉猎，大概在20世纪末，我们又借由我国台湾地区的文献重新关注，诚实信用原则虽向为私法之原则，然不独私法，对于公法、宪法亦可适用。
德国法上通过维续违法的授益性行政行为的存续力来限制行政机关的撤销，保护效果仅止于阻止撤销。诚信就是对信赖利益的保护。
行政机关和相对人不仅要相互平等对待，而且还应相互真诚和信赖。只有许可决定具有重大明显违法或者存在显而易见的违法且无法补正情形的，才可以撤销。
只是经由法官裁判，有关保护规范也变得更加细腻详实，极大地丰富了有关立法文件上的规范要求。但是，对于源自德国的信赖保护，我们由最初的误读，加入了中国人的期许、观念与理解，进而形成了中国式解读，不仅反噬诚实信用，而且事实上与合法预期同构化，一定程度上折冲了合法预期的优势。[118]即使无法找到具体处理方案，也希望在判决后，两造双方进一步就本案实质争议进行沟通协商，早日化解争议。在德国法上，针对负担行为作出撤销或废止决定，对相对人而言仅意味着利益的增加或法律状况的改善，而不会造成不利影响，因此相对人并无需要保护的信赖利益可言。
[48]对于合法预期的涵义、判断标准与保护方式，有关引介大同小异，基本上没有分歧，都是利用相同的资料，得不出相距太远的观点，又彼此印证，不至于跑偏误读。[126]应当将行政决定的改变意向及时通知当事人，以便其行使相关权利。
我们收集了各级法院判决的50起案件，主要存在于行政许可、行政协议、行政指导、行政补偿、行政赔偿、土地（房屋）征收与补偿、行政奖励、行政登记、行政特许经营等领域。七、结论 从我国行政法理论、立法以及司法裁判看，进入公法的诚实信用、信赖保护早已变异，在观念上与合法预期趋同，它们在内涵上也趋于融合无间，形成了不同术语、却涵义相近的中国式理解。
[145]它们实际上已经不断趋向合二为一。诚实守信在行政法上弱化了理念宣示，趋向规范化建构，并与信赖保护深度交融，合二为一。